《中药药理与临床》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歧黄中医学院”、“中医教学推广示范基地”等中医教育和诊疗机构在俄罗斯、法国等国相继成立[1],中医治疗方法和中药制品逐渐为国外人群所了解和接受,这为越来越多的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当然,对于中药企业来说,其海外市场的拓展一方面要靠良好的产品质量,同时其产品的有效宣传也不容忽视。在众多宣传手段中,宣传册以其图文并茂、可反复研读的特点而备受企业青睐。通过阅读产品宣传册,国外消费者可迅捷地获得中药产品的产地、生产工艺、功效等信息,进而“消除其对中药安全性的疑虑”[2]。因此,得体的中药产品宣传册译本如同“无声的促销员”,对于提升产品的海外知名度、树立企业形象、传播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何进行中药宣传册的有效翻译?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应秉持“译有所为”的理念,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翻译过程以明确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为导向,对译文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综观考量,这为中药宣传册的翻译指明了方向。
二、生态翻译学与译有所为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基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创立的翻译学说。该理论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以生态学的视角做出新的描述:翻译的本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的标准强调最佳翻译是译者素质、多维转换程度以及读者反馈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下所获得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翻译原则是译者的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是“三维”(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转换。“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3]
可见,生态翻译学对“人”这一社会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翻译学视域下的思考,充分肯定了译者作为翻译行为践行者和译品创作者的核心作用与价值。由此,胡庚申提出“译者中心”的观点,并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功能、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等视角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进一步确立了这一观念的合理性。“译有所为”是对“译者中心”观点的进一步完善,即译者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译本翻译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译事发生前译者所怀有的翻译动机和译作完成后所产生的影响。“译有所为”,就译者的主观动机而言,包括“求生”、“弘志”、“适趣”、“移情”、“竞赛”等多个层面;就译品的客观效果而言,可概括为“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塑造国家形象”等多重意义。
中药宣传册的译者不仅通晓英汉双语,而且对中药学感兴趣并有一定的研究。其接受翻译任务,并非只是出于获得“酬劳”这一“求生”需求。他所译介的对象是其兴趣所在,在翻译过程中始终秉持着自己的译介志向:通过产品信息的译介促进中医药产品的国际推广,树立企业的国际形象;同时,透过宣传册这个窗口,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为何而“为”——中药宣传册译者所处的生态环境
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行为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所处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亦是如此。译者处在由以受众为核心要素的“主体环境”和以文化元素为核心要素的“客体环境”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4]就中药宣传册的译者而言,他要通过自己的译介达到有所“为”的目标,应首先明确自身所处的“主体环境”和“客体环境”,尤其是对主客体环境中的核心要素的充分认识,在此过程中自己为何而“为”的译介动机逐渐清晰。
(一)为“人”而“为”——中药宣传册的异国受众
生态翻译学强调译品的“适者生存与长存”,而受众则是这一“规则”的最终裁决者。中药宣传册的译语受众更是如此。中药宣传册的译文针对的是中药出口国或地区的消费者。由于语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中药生产企业及其产品了解甚少。因此,宣传册成为向他们集中展示企业信息和产品所蕴含的中医养生文化的窗口。窗口展示的效果取决于宣传册的译文质量:从企业简介、产品历史到产品功效,高质量的译文辅以实地拍摄的照片,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使异域消费者相信该产品选料精良、功效可靠,可以放心购买。若译文质量不佳,则会给异域受众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甚至产生误解,进而影响产品的可信度。可见,译者对异域阅读者的适应虽然是通过译语文字这一介质间接进行,但译语受众作为“规则”最终裁决者的角色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始终做到“换位思考”:用异域读者的语言、从异域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特征的角度解读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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