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诗治病

20世纪50年代，在罗威尔开创的“自白诗”潮流的引领下，西尔维娅·普拉斯将其关注从形式主义向内转向，公开赤裸地分享私人经验，吐露内心隐秘，坦率地描述自己的乱伦欲望和自杀冲动，歇斯底里地发泄愤恨和疯狂，暴露自我的病态。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写作，固然是为了迎合后现代审美趣味而采取的创作策略，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我疗救的目的。跟罗威尔、贝里曼和塞克斯顿一样，普拉斯也患有精神疾病，也把写诗当成一种宣泄释放的途径。她把诗歌当作自我解剖的手术刀，深入内心的最底层，勇敢地发掘潜意识自我，通过倾吐和忏悔，把痛苦绝望暴露在阳光下，使之升华为艺术幻觉，从而得以净化。普拉斯的丈夫特德·休斯说：“普拉斯发掘痛苦的自我，似乎是出自一种生理上的必需。”这便是宣泄的动因。

普拉斯的诗歌无论从题材上还是风格上都惊世骇俗、饱受争议，但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不难理解，即激烈的情感发泄是为了达到“以情化情”的净化效果。弗洛伊德说：“艺术活动是通过发泄强烈的情感来摆脱一个人自己的情感的过程。”［1］（P20-21）王珂平先生在论及悲剧净化说时提出的“顺势疗法”也是这个原理：通过类似医疗导泄的手段，激发出有害的情感情绪，在宣泄之后，心理上得到解脱或释怀［2］。因此可以说，普拉斯的诗带有明显的精神医学特征。事实上，普拉斯创作当时正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盛行之际，她对自己创作的病理学依据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她发掘痛苦除了有净化的目的，还为了面对恐惧、驱除心魔。普拉斯的诗中，强大的勇气时有表现，有时甚至达到目空一切、歇斯底里的程度。普拉斯相信语言的力量，她描述疯狂，就是为了把消极心理和情感纳入秩序，借语言艺术的力量组织分裂的自我。另外，诗歌还为普拉斯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她曾说：“我觉得假如我不写作没人会把我当作一个人接受。那么写作对于我便是一种替代物：如果你不爱我，就爱我的作品或为了我的作品爱我。”［3］（P280）诗歌创作对于普拉斯，是内在心灵的根本需要，不仅为她提供情感宣泄的途径，给予她审美的替代性满足，也赋予她价值、秩序和不朽感，使她找到了生命的支撑和意义。

二、因诗致病

然而，作为文学和心理医学相结合的显著范例，普拉斯的创作实践取得的更多是艺术上的成就。她被誉为自白诗派中最有艺术才华的诗人，但她最后却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时间关于“黑色艺术家”的神话使得普拉斯成了为艺术而牺牲的例证。英国批评家阿尔瓦雷茨认为：普拉斯具有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欲望，她的自杀倾向代表了艺术最真实的状况，是普拉斯自己的诗把她逼到一个“绝望、疯狂的角落”。她最后的精神崩溃是她的艺术的产物，因为她后期诗中勇敢的自我揭露和自我戏剧化严重地加剧了她的心理困惑，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4］（P251）。虽然有评论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为了一个浪漫传奇而对普拉斯的歪曲，普拉斯作为诗人完全有能力驾驭她的可怕经验［5］（P298），然而对于普拉斯这样一个发掘自身、从个体经验中汲取养分的诗人，诗歌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几乎是必然的。即使不能断言她的死是由于写诗所致，但至少这一事件足以让人反思诗歌治疗作用的可靠性。

柏拉图认为，诗歌对人的心灵与生活几乎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放纵了情感部分的发泄欲望，同时也降低了理性部分的监督作用，结果造成心灵失衡、人为情役的现象，让人难以回归理性，成为自己的主人。拿柏拉图这个观点来解释普拉斯的自白诗创作，似乎有很强的适用性。当普拉斯开始倾吐自己的愤怒、恐惧、仇恨、绝望等负面情感时，她的目的是出于宣泄，然而随着这种宣泄活动愈演愈烈，普拉斯变成了“发掘自己身上的歇斯底里的女祭司”，似乎被卷进了一种势能，促使她在“培育歇斯底里症”方面越走越远。宣泄行为最终没有达到疏泄的作用，反而浇灌了那些非理性情感和欲望。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幻想过于丰富和强大，就必然会导致精神分裂，而自白诗创作是极其有助于培育幻想的行为。普拉斯的诗歌充满灵感，仿佛来自她“心底的声音”，那正是她从潜意识的源泉里汲取了养分。诗人和精神病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能找到“回去的路”，而普拉斯却一次次地回到潜意识里挖掘材料，一次次地重温那些可怕的经验，反复地解放自己的本能欲望，最后迷失在那个黑暗的国度。这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探险活动。语言到某个程度上便不再能起到规范作用，也不再能赋予高强度的运动以秩序，为了别人“因为我的诗歌而爱我”，普拉斯不惜“饮自己的血，吸自己的骨髓”［6］，最终走火入魔，印证了那句“天才艺术家都是不幸的”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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